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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徽商的四大精神



徽商是一段歷史,是一個經濟現象,也是一個文化現象。相對于“新徽商”而言,歷史上的徽商可以稱為“老徽商”。老徽商崛起於明代中葉,他們為什麼能夠在商場上成為贏家?為什麼在明清時期達到輝煌?其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,但是,他們是內在精神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。對老徽商的積極的、有價值的精神予以總結,對於啟迪今天的“新徽商”如何走向成功、如何創造新的輝煌,應該是不無裨益的。

  一、徽駱駝:徽商的吃苦精神

  徽商精神精神的形成,與徽州獨特的地理和生存環境有著密切聯繫。

  徽州是一個山區,山巒疊嶂,川穀崎嶇。多山的地理環境,必然給這裡的人民帶來不便,乃至生存的困難。另外一方面,人口又在不斷增加,環境和生存的矛盾越來越突出。

  解決這一矛盾的出路在哪裡呢?就是走出徽州,去經商。徽州有一首流傳很久的民謠:“前生不修,生在徽州,十三四歲,往外一丟。”

  經商意味著漂泊,或者在山嶺間跋涉,或者悶坐舟中。遇到旅店就寄宿,三餐茶飯伴愁眠。更有甚者,是他們在經商途中充滿了風險。虧折、賠本,當然是從商難免的“功課”,而身家性命也往往有不測的危險。這一點,我們只要看一看明清小說的描寫就可以瞭解。《初刻拍案驚奇》卷二十四《鹽官邑老魔魅色會骸山大士誅邪》寫一個徽商來到燕子磯弘濟寺,看到寺院樓閣頹壞,願意出三十兩銀子為之修繕,豈知寺僧起了壞心,將他殺害,將他攜帶的500餘兩銀子據為己有。小說當然不是歷史,但是,它們是生活的折射和反映。在資訊不暢通、行政管理有著大量空白地帶的社會,圖財害命的案件經常發生,徽商攜帶金銀,難免會招來殺身之禍。

  徽商的吃苦有許多動人的故事。

  明代婺源李魁,在未發跡之前,因為家計貧寒曾經仰天呼叫:大丈夫難道真的要為有個上千兩的錢財而犯難嗎?經商是賤行,大丈夫不屑為之,但也不能永遠貧賤呀!於是,他和祖母商量,想籌措點經商本錢,卻一點都籌措不出來。他想了一想,家裡只剩下了臥室一間,就將它出賣給族人,只得到十兩銀子。他就帶著這點銀子前往南京營商,一點點地積攢,“不憚煩勞”,終於有了積餘,也終於能夠買田宅了.

  成化年間的歙縣人江才也是如此。父親在他3歲時就去世了,家境不好,他跟隨著哥哥做點小本生意。他經常感歎:我想耕田,家鄉田少,若是碰上災荒更不可為,務農是不行了。我想經商,家裡底子薄,沒有資本,經商也不成!他的妻子鄭氏從容地勸他:鄉人十個有九個都去經商了,你怎麼能因為家裡底子薄就不去經商呢?於是,她用自己的衣飾資助江才經商。幾年後,江才就致富“饒益”。

  清代祁門的倪尚榮,七歲父親就去世了,家境也十分貧寒。稍大一點,他就砍柴以奉養母親,久之,他慨歎道:終身砍柴怎麼能度日呢?正碰上大亂時候,糧食昂貴,不得已,他就去學做船夫。久之,他又慨歎:這哪裡能夠養家糊口呢!於是以一點點積累起來的本錢學經商。他往來于鄱陽湖和祁門之間,不避艱險,終於改變了貧寒的境遇。

  的確,從明代中葉開始,徽商的富有已經讓人們羡慕不已了。但是,在他們富有身影的後面,卻是一路艱辛,滿腹悽楚。對於這些,更多的人似乎是看不見的。

二、 山外有天:徽商的開拓精神

  當第一批徽州人經商成功以後,第二批、第三批徽州人陸續地走出了徽州的山嶺。他們的生意越做越大了,他們所走的路也越來越遠了,早在明代,他們的足跡就遍及全國各地。

  萬曆年間的《歙志》記載道:

  “今之所謂都會者,則大之為兩京、江、浙、閔、廣諸省;次之而蘇、松、淮、揚諸府,臨清、濟甯諸州,儀真、蕪湖諸縣,瓜州、景德諸鎮。。。。。。故邑之賈,豈惟如上所稱大都會皆有之,即山陬海?、孤村僻壤,亦不無吾邑之人,但雲大賈則必據都會耳。”

  萬曆年間的《休寧縣誌》說,徽商“藉懷輕貲遍遊都會,因地有無以通貿易,視時豐歉以計屈伸。詭而海島,罕而沙漠,足跡幾半禹內。”

  徽商許秩的經商路線更曲折,也更加顯示了開拓精神。

  他是歙縣人,生活於弘治嘉靖時期。成人之後,他首先是和其他人在河北經商,碰上河北饑荒,他就帶著積蓄回到家鄉,在其曾祖父的許可下,他又外出,南到福建、廣東,北到兗州、冀州一帶,十來年後,已經很富有了。他還不滿足,又從山東青州前去湖南,第二年,他又從湖南北上,這樣一來一往的販運,讓他賺了一大筆。當次年他從山東歸來的時候,他已經成為鄉里最有資財的人了。這個時候,算起來他離家已經二十年了,可他回來才2個月,又要出門。有人勸他:你年紀大了,該在家鄉享受田園風光了,何必再去經歷艱難險阻呢?他不聽,繼續在外經商。有一天,他讀《貨殖傳》,看到四川人善於商貿,而且也善於享樂,他就動了興致,買船溯流而上,一路上他飽覽了川峽風光,又將四川的物產運到山東一帶,來回兩趟,獲利更多。他回答勸他安享晚年人的話:“男子生而桑孤蓬矢以射四方,明遠志也。吾雖賈人,豈無端木所至國君分庭抗禮志哉!且吾安能效農家者流,守基、辨菽麥耶?”他經商除了獲取資財外,更重要的是實現自己的遠大志向。他不願意安享田園閒適的生活,即使年紀已大,仍然還要奮鬥一番,這大概是可以稱得上具有“開拓精神”的了。

  隨著商業的擴大,徽州人已經不滿足於在中國之內發展自己的商業了。他們開始拓展自己的活動空間,發展起海外貿易。明朝政府並不鼓勵商人發展海外貿易。相反,還制訂了海禁政策。

  這樣一來,徽商的海外貿易帶上了走私的性質。

  儘管如此,徽州商人還是大膽地闖世界了。較早在江浙沿海從事海上貿易的是歙縣的許辰江、許本善等人。嘉靖年間,許辰江就“航大海,駕滄江,優遊自得,而膏沃充腴,鏗鏘金貝,誠古逸民中之良賈也。”稍後,號稱“許村四兄弟”的許松、許棟、許楠、許梓將海上貿易做得轟轟烈烈起來。他們先是到泰國、麻六甲一帶經商,並把葡萄牙的商人帶到中國。他們又前往日本貿易,也把日本商人帶到中國。在從事海外貿易的同時,他們和其他的海商結成團夥,不斷地擴大自己的勢力,逐漸形成了以許棟為頭目的海商集團。

  提起海商,不能不讓人想起汪直。汪直是歙縣人,又名汪五峰,號五峰船主。他講義氣,智謀善斷,年輕的時候曾經和鄉人一起經商,嘉靖十九年,他和鄉人一同到廣州,建造大船,將硫磺、絲棉等違禁之物販賣到日本、暹羅(今泰國)等地。嘉靖二十一年,他在日本的平戶建立起貿易基地。與此同時,他又加入了許氏集團,擔任“管庫”,由於他多謀善斷,才能出眾,為許棟所器重,逐漸成為該集團的頭目之一。許氏集團被朝廷消滅後,汪直將殘部收拾到自己的旗下,組織成新的海商集團。他以舟山烈港為基地,打敗了陳思盼海商集團,從而取得了東南沿海貿易的控制權,成為人數最多、勢力最強的海商集團。

  徽州海商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歷史現象,又是需要我們具體分析的歷史現象。從陸地走向海上貿易,說明徽商已經不滿足於國內市場,同時積極開拓新的市場,表現了徽商的開拓精神。明朝廷的海禁政策限制著他們的海上貿易無疑是封閉保守的,但他們招引倭寇,搶掠百姓,危害東南沿海的安寧,又是很不明智的行為。

三、大智若愚:徽商的誠信精神

  在傳統中國,誠信是一種倫理原則。從《論語》開始就不斷地強調著。“人而無信,不知其可也。大車無,小車無,其何以行之哉!”(《為政》)他主張“敬事而信”、“謹而信”,(《學而》)“信則人任焉”。(《陽貨》)儒家的“五倫”就包括了一個“信”字。可見它是非常重要的倫理原則。

  遵循儒家文化傳統又非常精明的徽商,大多數都很講究誠信,並且留下了不少的記錄。

  “人寧貿詐,吾寧貿信。終不以五尺童子而飾價為欺。”久之,四方爭趣坡公。每入市,視封識為坡公氏字,輒持去,不視精惡長短。(《古歙岩鎮東堪頭吳氏族譜"吳南坡公行狀》)

  歙縣岩鎮出了不少商人,吳南坡是其中的一位。他有自己的經商格言,那就是“人寧貿詐,吾寧貿信”。憑著這個信條,他在市場上獲得了自己的信譽,人們只要看到他的標記,不管實際品質的好壞和斤兩的多少,都搶著購買。“人寧貿詐,吾寧貿信”,這八個字可為吳南坡的“金針”,也是很多徽商發財的“金針”。

  胡榮命,字希禹,(黟縣)西川人。仁厚長者,賈于江西吳城""""""賈五十餘年,臨財不苟取,遇善舉輒捐貲為之,名重吳城。晚罷歸,人以重價賃其肆名,榮命不可,謂:“彼果誠實,何藉吾名?欲藉吾名,彼先不誠,終必累吾名也。”(《同治〈黟縣三志〉卷六〈人物"尚義〉》

  徽商胡榮命經商50餘年,不義之財不取,碰上需要行善的事情就捐助,所以在蘇州很有點名氣。由於他經營有道,他的店名已經成為一個金字招牌。當他晚年不再經商後,有人要以重價買他的店名,他卻拒絕了。他的道理是:你如果誠實,就可以贏得顧客,何必借我的店名?不靠自己誠實贏得顧客,卻想借別人的店名發財,這種想法和行為已經不誠實了,如果把自己的店名賣給這樣的人,最後必將損了自己店名的聲譽。

  在大量的徽商傳記裡,我們往往可以看到徽商把誠信看作經商策略的話語。清代道光年間,黟縣商人舒遵剛說:“生財有大道,以義為利,不以利為利。”他還說:“錢,泉也,如流泉然。有源斯有流。今之以狡詐生財者,自塞其源也。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財者,與夫奢侈而濫用財者,皆自竭其流也。……因義而用財,豈徒不竭其流而已,抑且有以裕其源,即所謂之大道也。”在這裡,他是用“義利”的概念來闡發其觀點的。義,當然包括誠信。在這位舒遵剛看來,義其實就利之源。錢財總有其來源,狡詐生財,就自己塞住其來源;而奢侈和濫用錢財,則是“自竭其流”。因此,因義生財,實際上是讓源頭豐裕,這樣去經商,才算是懂得了“大道”。

這可能是經商成功的一條潛隱而具有支配性的規則。遵循這個規則,也許在一個月乃至一年內難以有大的經濟效益,但也許2年、3年下來,信譽逐漸建立,財源就該滾滾而來了。在這個層面上看,誠信確實不僅僅是傳統倫理的問題,而是戰勝商場的大智慧、大策略了,借用老子的話,就是“大智若愚”。

四、“賈而好儒”:徽商的崇文精神

  地處江南群山中的徽州,浸潤著濃厚的儒家文化傳統。

  從中原遷徙到徽州的移民無疑都攜帶著儒家文化的基因。它們保持著宗族的組織結構,傳承著儒家文化的血脈。

  宗族是傳播理學思想的重要管道。它是一種社會組織,它的控制者多為崇奉理學的鄉紳。無論是修建祠堂、編纂家譜、祭祀祖先,這些行為既強化著宗族觀念,也強化著理學家所提倡的“忠孝節義”的思想觀念。在祭祀活動中,徽州的宗族尊崇的是朱熹撰寫的《家禮》;在族規族訓裡,反復強調的也是理學家所宣導的各種道德準則。這些觀念和準則通過組織化的宗族傳遞到了民間,成為支配整個徽州社會的思想。

  儒家思想,是積澱于徽商文化心理結構中的因數;徽商的文化性格以儒家思想為核心。審察有關徽商的文獻記載,他們的文化性格就凸現在我們的面前:

  他們的身上有著濃厚的倫理色彩。徽商傳記裡,有很多的“事父並繼母極孝”、“母早故,事父與祖母極孝”之類關於“孝”的記載,有很多的“周急濟荒”、“赴人之急”、“慷慨尚義”乃至“見義勇為”之類的評價,有很多的“重然諾,敦信義”“待人接物,誠實不欺”之類的描述。總之,他們是道德君子,他們是倫理的化身。他們是完全符合儒家文化標準的人。

  由於徽州教育一直很發達,不少人小時候都讀過書,但因為生活所迫,不得不走上經商的道路。清代婺源縣的董邦直就代表了相當一部分徽商的人生道路:先“業儒”讀書,後不得不經商,在經商的同時仍然讀書不輟,最後在文化上還小有建樹。他弟兄五人,本來都讀書,但家庭生計需要他經商,在奔走之餘,他沒有丟掉書籍和愛好,借著經商足跡,他廣交名流,自己也不斷創作,編有詩集四卷、詞集三卷。徽商是商人,但他們醉心于文化;他們是商人,卻曾經讀書。他們有很重的商人氣,但也不乏書卷氣。

  徽商知道,“士”比“商”高出更多,讓自己的子孫讀書、做官,才是他們最可觀的收益。因此他們發財之後,在投資教育上豪不吝惜,他們有的設立塾學,廣請名師,以培養自己和宗族內的子弟,從而光大宗族。有的還設立義學,為貧寒的子弟提供上學讀書的機會。從興辦塾學、義學到捐助縣學、書院,他們出力最多,甚至還資助參加科舉考試的學子路費、試卷費用等。正因為如此,徽州自宋代以來,社學、塾學、義學、縣學、書院一直保持著穩定,在清代康熙年間,徽州的社學有462所;除了每縣都有縣學外,還有書院54所。真是十裡之村,不廢誦讀之聲!

  徽商留給我們的就是這樣一個背影。他們不像莎士比亞筆下的精明、嗜錢如命的威尼斯商人。他們是商人,似乎又不是商人。除了比別人有錢,他們從本質上看,仍然是傳統文化中的個體。他們的身上,積澱著太多的傳統文化的成分。與其他地方的商人相比,傳統文化在徽商身上的烙印更深,更明顯。

  作者簡介:朱萬曙,男,1962年5月出生,安徽潛山縣人,南京大學文學博士,教授,現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主任,安徽大學中文系主任,蘇州大學兼職教授、博士生導師。社會兼職有:中國明代文學學會(籌)副會長、安徽省徽學學會副會長,安徽省文學會常務理事、安徽省中華傳統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等。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文學、戲劇以及地域歷史文化研究,出版的個人專著有《包公故事源流考述》、《元曲:自然的樂章》、《徽商精神》,主編大型學術年刊《徽學》及《徽學研究資料輯刊》。(作者:安徽大學中文系主任朱萬曙)


轉摘自:田地  的文章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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